【演讲】王永利：反思金融危机十年，中国如何为世界格局巨变做好准备？（附讲座预告）
本文大概5000字，读完共需6分钟
编者按：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7月6日原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受邀将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做关于《金融危机十年慎思》主题演讲，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报名参加。预告后面附有一篇文章，是王永利先生近日参加“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十一期的演讲实录的删减版，演讲的主题也与金融危机十周年有关，@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本期特地推荐，以飨读者。该文刊于6月24日陆家嘴金融网。
★ 讲座预告 ★
人大重阳系列讲座No.123
王永利：金融危机十年慎思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关于危机的根源及全球金融安全的反思也延续了十年。十年间，世界经济在遭受重创后进入了低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复苏与金融风险并存；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稳步赶超。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增强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及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08年，王永利时任中国银行总行直接分管全球金融市场业务和危机应对工作的领导，他将带您回顾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历程，分析新形势下如何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和新型金融体系改革，如何推进国家金融战略建设。
2018年7月6日（周五）14:00-15:30
中国人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602会议室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6层）
主持人：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主讲人：
王永利，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点评嘉宾：
张燕玲，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讲人简介：
王永利，中国知名金融家、银行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中国大陆首位董事，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董事长，福建省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著有《金融危机全景透视》、《应以更高更宽的视野看待美国次贷危机》等。
1. 报名电话：010-62510625-8039（周一至周五 09：00-17：30）
2. 发送“人大重阳系列讲座No.123-单位-职务-手机号”至邮箱rdcy-baomi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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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金融危机十年，中国如何为世界格局巨变做好准备？
6月21日晚，“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十一期以“根源、趋势与应对策略：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慎思”为主题，特邀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文化金融50人论坛理事长、原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作主题报告。
原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
以下为演讲实录（有删节）：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交汇的一个特殊时点，也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重大决策，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稳中求进，推出更加深刻的改革开放的关键之年。
当前，中国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成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中国的金融到底怎么去发展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究竟是如何演化的？对照以往，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如何有效应对？
接下来，我将结合中国国情，关于如何看待这次危机，跟大家作一点交流。
次贷危机与全面危机
2008年9月，美国著名的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倒闭，美林公司被接管，引起了金融市场一轮深刻的波动，美国全面进入危机爆发，然后迅速绵延到全球，形成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在这个危机之前的2007年7月份，已经爆发了次级贷款支持证券及其所衍生的金融产品的危机——次贷危机。所以要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必须往前追溯到次贷危机；要讲清楚次贷危机，还得往前延伸，至少要延伸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全球化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到东南亚，东南亚的经济快速升温。到了1997年，东南亚的经济面临瓶颈，资产价格和股市开始出现见顶回落。众所周知，资本是趋利的，当看好一个地方的时候，大量资本会涌过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适可而止，一般都是走过头了，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才收缩，而收缩比进去的速度更快，所以大量的资本开始外流，一下子引发了所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后，大量国际资本急于撤离，但是，撤到哪儿去？
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金融是非常封闭的，资本很难进来。而这个时候，日本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接着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拉美本来动荡的金融更加惨淡，欧洲也看不到希望，非洲更没有太大的希望。那么全球的资本往哪里去呢？唯一出口就是北美，一小部分流入加拿大，大部分去了美国。
到美国的资本，一小部分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还有大部分的资本到了当时很热的网络产业，结果把本来已经过热的网络产业催得更热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5048点的高峰，之后就开始剧烈动荡，到10月份下降到了1000多点，跌去了80%，几乎崩盘，网络泡沫彻底破灭了。
在一系列刺激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加快上涨，特别是从2003年6月份基准利率降到1%以后，房地产价格飙升。房贷的大量投放，使银行大量的资本金被占用，资本充足率受到影响，于是开始做贷款证券化。所谓次级按揭贷款的证券产品和它的衍生品不断在延伸发展。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命运多舛，2000年10月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局势陡然恶化，很快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经济的不稳定和反恐局势的加剧，造成美国投资环境的明显恶化，资本开始大量往外流。
于是，一方面是资金成本在上升，一方面新的需求在减弱。到2006年9月份，美国住房价格摸顶回落，到11月份，已经开始大幅度波动了，很多次贷机构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破产倒闭。
2007年7月份，著名的评级公司开始开始下调MBS和衍生品评级，一下子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强烈振动，由此，次贷危机在2007年7月份爆发了，而且成了全球性问题。
很快，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们开始联合采取救市运动，抑制次贷危机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些之前参与很深、赚钱很多、影响很大的金融机构受到巨大冲击，有的损失上百亿、数百亿美元，曾经发展很快的贝尔斯通银行由此倒闭。之后美国救市力度明显加大，到了2008年的二季度，整个市场明显的回暖，很多人认为危机过去了。但其实房地产价格仍在下降，危机还在继续。到了9月份，雷曼兄弟、美林公司，甚至包括高盛在内，五大投行都已经揭不开锅了。最后，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接管，剩下的三家转成商业银行。同时，“两房”和AIG深陷困境不能自拔，全面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
危机根源与趋势判断
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人都在分析原因。比较集中的，第一是金融创新过度，层层加杠杆，层层嵌套，放大风险；第二是金融从业者贪婪，投资人也贪婪，大家为了高回报就不顾风险；第三，评级公司、审计公司、财务公司不负责任，会计准则有待完善。第四是监管跟不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
这些都是原因，但都难以成为根本原因。我认为，仅仅从产品和技术层面分析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历史上，才能看得清楚。由此可见，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上世纪从美国爆发、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就是如此。
而东南亚金融危机跟中国的崛起有很大关系。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又面临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人民币贬值，但人民币一贬值，周边国家会压力更大，汇率会螺旋式的下降，整个东南亚经济就难以维持了。另一种是人民币不贬值，但中国的出口因此会受很大的影响。中国选择了第二种，于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下子在亚洲地区树立起来了，人民币（主要为现钞）在周边国家开始流通起来。
东南亚危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1998年夏天，中国南方又遭遇了巨大的洪水冲击。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初，中国的经济非常困难，国务院要求大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想办法来支持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国找到了答案，就是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如果没有这三大改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可能没有基础。这三大改革之前，在城市里住房是分配的，教育是义务的，医疗是公款的，全由政府或者单位买单，政府根本承受不了。
改革之后，这三个领域成为产业，也是中国民生最关注的三大领域，这些资源全在政府手上，政府把资源变资本，资本扩大投资以后再加杠杆，政府直接去投资或者给银行注入资本金，企业资本金增大了以后，去借更多的款，银行有了资本金以后也可以放更多的款，如此一来，2000年之后，经济开始明显的止跌回升了。
再回想当时美国的情况。2000年10月份，纳斯达克崩盘，之后就刺激房地产，刚刚刺激一下“9·11”又爆发了。原来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大的火车头，它开始有点熄火了。但是全球需要增长点，所以大家开始放眼全球，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亮点，那就是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想加入关贸总协定，但当时全球对中国的要求特别苛刻，中国根本达不到，所以谈了13年都谈不下来。直到2000年，中国成为全球的亮点，整个世界需要中国，而不只是中国需要世界，中国具备了话语权，因而西方人做出了很多让步，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世贸组织。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真的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三大改革，没有持续入世的想法、没有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中国可能还是加入不了世贸组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产能和资本涌向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急速的扩张，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2004年开始，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当时中国是“两头在外”——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生产货品以后，转销到需要进口的国家消费，这使他们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矿产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也带动相关国家加快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确实给全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带动了全世界又一轮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但由此也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了，也积累了很多危机爆发的危险因素。
现在，全球人口已经从二战之后20多亿增长到70多亿，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而且越是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就不断的下降，因为无形的手在发挥作用——地球已经养不起更多的人口，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的劳动技能不断提升。
因此，现在大形势是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全球经济将长时期处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的状态，很难呈现有效的反弹，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可能看不到，危机之后长期面临的是通货紧缩，可以说，全球化带动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没结束。
经验教训与危机准备
危机过去十年了，表面上，世界经济好像在开始复苏，特别是美国，但此起彼伏，美国经济好，肯定有的国家经济不好。最近美国开始加息，阿根廷、土耳其等不少国家已经面临严峻的金融风险，全球的情况远远不像表面那么好，特别是美国现在强烈推行“美国优先”，只顾自己，真的容易引发新的世界危机。更重要的是，现在大量的救市运动以后，把很多国家宏观政策的潜力用枯竭了，一旦再发生大的问题，可能真的是连上一次应对的东西都没有了。
另外，中国金融发展非常快，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天依然有很多东西没有理清楚。比如资产管理的业务，金融危机之后快速发展，到2017年末突破百万亿大关，其中聚集了大量问题和系统性风险，从2017年开始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到今年研究出台了资管新规，这是一大进步，但是仔细去看，这里面依然有很深层次的问题。
资产新规出台是一大进步，但在分业监管下，依然是谁家的孩子谁管，资管细则仍需各个机构监管分别出台，监管会达成一致吗？再进一步看，中国分业监管变成分机构监管了，但他做的业务已经突破了边界，套利空间大，层层嵌套加杠杆，风险难免。由于这种体制，中国市场是分割的，是碎片化的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真正的协调起来？如果不协调，监管水平达不到一定程度的话，敢不敢对外开放，他们是不是会过多的运用行政化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的业务？
中国今天很多的金融业务都是建立在房地产的基础上，房地产的价格不断的上涨。这多少跟美国次贷非常相像，中国也有评级，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评级，但评级存在虚高。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一切没有问题，但一旦它出现下降怎么办？必须得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国际的监管确实在加严，中国的大银行都陆续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都要接受全球的统一监管，国内也在推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但恰恰这一期间中国要刺激经济发展，这两者本身是有矛盾的，中国很多监管很难落地，这就带来了监管的风险。
从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到资管业务的问题暴露，都反映出我国在金融领域创新发展与金融监管，风险识别与危机应对方面还相当薄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特别是建立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基础上，相关的金融规模庞大，到今天已经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时候了。如果房地产价格真的出现止升下跌的趋势，中国怎么办？现在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这需要推动大调整。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监管、去杠杆之后，最近流动性非常紧张，企业违约率上升、股市价格大幅下降，不少人强烈呼吁调整政策、放松监管。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面对前期积累的严峻风险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没有大的调整是没法实现的，而要进行大的调整，一些完全靠高杠杆运行的，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现金流连债务利息都难以弥补的企业就会被淘汰；一些金融机构也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破产倒闭；不良资产会反弹，经济出现阶段性下滑。但没有这个过程，想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很难的。当然，大的调整也意味着大的风险，特别是面对当前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更需要特别小心谨慎，要加强政策出台的分析调研和压力测试，要有被动底线，要提前做好应对失控的准备，一旦出现快速下滑的话，可能需要灵活的采取措施。
到今天，中国改革的余地依然是非常大的。中国电商业务交易量短短几年成为全世界最大。除了人口多、快递便宜的特殊条件，最重要的是原来的商业物流领域里面的环节太多，成本太高，效率太差，一搬到互联网上，成本大大降低。
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需要深刻反思？因为前面走过的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苏美两极尖锐对抗，有巨大的套利空间，变成了坐二望一，已经在挑战世界老大的地位，国际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从2012年开始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三期叠加的矛盾加速暴露，社会主要目的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再不能确定明确的方向、目标、路线，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特朗普一上台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怎么回归？首先要有比较优势吸引大家回去。但是美国可动用的优惠政策比中国少多了，中国可以零地价给，美国没有地，只有一个东西：降税。但降税容易，要再工业化，通过产值增加补税就很难了。美国政府已经有21万亿美元的负债了，难以再大幅度增加负债。而且，美国再工业化，还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扩大政府支出，这就形成巨大挑战。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往外转移——增加关税。美国是一个巨大的逆差国，增加关税，一方面可以迅速增加自己的税收，另一方面是增加他国的出口成本，可谓一举两得。所以，美国一定会挑起贸易战，如果不打贸易战，所谓制造业回归是回不去的。贸易战进而就会引发金融战。
到2035年，中国GDP可能在全球领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GDP是年度概念，不代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所以，中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领先，就一定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击。今天，国内国际局势已经变了，中国很难再继续韬光养晦了，在新时代，只有继续推出更加深刻的改革开放。
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新目标，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鼓舞和自信，但这时候挑战是在所难免的。上世纪中叶之前，全球两次大战，一次大萧条，其实都跟美国的崛起、打破旧的平衡是有关系的。如果在这个世纪中叶，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剧烈的世界格局变化和激烈的国际矛盾。
我个人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中国国运非常好，剧烈变化正是重大机遇，也将挑战和考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我在年初出了一本书，命名为《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世界正在剧变，特别需要中国做出准确的战略战术选择。我深深感觉到，危机十年后的今天，恰是中国全面深刻反思危机的最佳时刻。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危机后十几年的所思所想，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和思考，共同来寻找穿越危机的中国之路，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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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